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对于华夏文明的打击是巨大的，这种打击绝非仅有表面上能够看到的关于人口、土地以及经济生产模式的现实影响，更为重要的在于，从儒学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承理念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第一次失去了对于中原地区的治理权。南渡的司马氏皇族尽管最终得以延续王朝命脉，却让晋帝国从法统上背负了沉重的政治原罪，以平定三国结束割据分裂的局面而获得立国根本的朝代，却最终走向了偏安一隅的苟延残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有鉴于此，再加上自东汉以来士族力量的盛行一时，从东晋初代君主晋元帝司马睿开始，东晋王朝的皇权就陷入了一种类似于东周天子般的"礼仪性尊崇"中。真正的力量在各大世家手中不停地流转，当不同的世家处于力量均势的状态下，天子的威仪尚且会得到一部分认可和表面的礼遇，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持续不了太久。如若出现了某位具有过人的军政才干，能够以一己之力将世家大族的反抗力量压倒，并且使自身的权势同时凌驾于皇权以及士族之上的权臣之时，王朝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样的权臣，终东晋一世共出现过两人，其一为大司马桓温，另一人则是后来的南朝宋之武帝刘裕，而巧合的是，他们掌握权力的方式，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北伐"。
不同出身与相似起点：军职立身的初始之路
魏晋易代所带来的政治混乱，以及司马氏皇族为了获得权力而进行的血腥屠戮，也许是导致西晋时代"玄学"风气的盛行的根本原因。而在另一方面，自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以来，终两汉一世，儒学神秘主义化的倾向愈发严重，这从当时社会上各种谶纬学说盛行不已就可窥见一二。当其与道家学说为代表的玄学思想相互结合后，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社会上流阶层，特别是以世家大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纷纷以不问军政要事，一心追求脱离世俗生活的"清谈"生活为荣。
这种社会观念在间接造成西晋灭亡的惨痛下场后，并没有为南迁的顶级士族们所反思和重视，反而愈发严重，之于东晋王朝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一方面如王、谢一般的高门望甲，在诞生了极少数诸如王导、谢安等罕见的人才外后继无人，清谈的风气席卷下再无力挽狂澜的一时之选；而另一方面，军政要务等关乎于社稷存亡的显赫官爵，或是直接落入南渡后那些因失去了原本田产势力而逐渐败落的二流、三流士族手中，或者被寒族出身的基层将领凭借自身功劳升迁所占据。前者的代表是桓温，而后者的代表则是刘裕。
先说桓温，桓温字元子，出身于自东汉时代便名重一时的龙亢桓氏，然而看似风光的出身背后实则是极为尴尬的处境。根据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其著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的考证，龙亢桓氏在其高祖桓范一代时，恰逢魏晋禅代的重要节点——高平陵之变，而桓范此时正服务于同司马氏立场相对立的曹爽派系中，此后便为其所忌。尽管在九品中正制的约束下，司马氏皇族也并不具备直接拔除桓氏家族的权力，可是无论是在政治亦或是地位上对桓氏进行的打击却是不遗余力，有鉴于此，在桓温之父桓彝于永嘉之乱南渡后，采取了两手措施。先是积极接触同样长途跋涉至江左的北方士族以及南方的本土大族，借由他们的宣传提升桓氏的名望；而后则参与了平定王敦与苏峻两场反司马氏的军事活动，并且两次都表现出色，尽管桓彝本人不幸战死于苏峻之乱中，却也给桓温此后的崛起留下了丰厚的人脉和声望遗产。也正是因为桓彝的表现，以及桓彝死后，桓温为其报仇而诛杀与之战死相关的泾县县令江播三子，被时人谓为"纯孝"的双重作用下，桓温才真正获得了一方制帅的权柄，以军职身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八月）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晋书·康帝本纪》
刘裕则有所不同，相比较桓温，刘裕的出身更加卑微。尽管在后世的史书中对其记载为汉高祖刘邦的嫡亲弟弟，楚元王刘交之后，然而传至刘裕之时已历五百年之久，依照东晋所盛行以籍贯而论谱系的出身评价方法，刘裕所属的"京口刘氏"已然成为了无限接近于庶民阶层的寒门。受限于此身份，从一开始就被九品中正制所瓜分的官僚蛋糕，不可能再给贫苦人家出身的刘裕一个正规的仕官途径去完成人生的阶级跃迁，而他能够选择的道路，也同样只有从事军事活动。此时东晋王朝的军事支柱为京口所驻扎的"北府军"，其主要兵力构成便是因不堪战乱频仍，而由自北方异民族统治下所渡江而来的流民，这些人身体健壮，战斗力高昂，并且多半与刘裕一样出身贫寒，为世家大族所蔑视，而世居江左的庶民眼见东晋政治腐朽，权力阶层固化，也陆续开始选择参军，相似的遭遇使这两群人产生了惺惺相惜的认同感，而这也就成了后来刘裕得以借此起家的根本。
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晋朝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高祖参府军事
——《宋书·卷一·宋本纪上第一》
覆国之奇功：桓、刘北伐的前奏
拥有了军权，实质上只能算作万里长征第一步，毕竟掌握了军事力量，最终却依旧翻车的历史名人如赵括之辈，依然历历在目。无论是桓温还是刘裕，想要彻底获得威望来与朝廷抗衡，需要做的关键要素是建立军功，或者再通俗的说便是杀鸡给猴看，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来震慑内部的野心家和反对声浪才是最稳固的方式。于是桓温和刘裕又同时做出一个相同的举动：用各自时代的一个弱国作为自身上位的垫脚石。
桓温选择的是成汉，作为由氐人李氏建立的川蜀政权，成汉的前期统治可以说是十六国中极少数的清流，宽刑简政，民生和顺，在初代皇帝李雄的治国方略下，号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徒"的蜀地更加民殷国富。而这也就是桓温选择进攻成汉的最重要原因，时人皆以为蜀地险要、易守难攻，不可速成功业，但是在桓温眼里，正因如此才让四川地区的统治者，对国家本身的武装力量建设采取放纵和松弛的态度，一味依赖地理上的优势而不加以强大自身的真实力量。除此之外，在李雄病死后，因为对继承人处理不当的行为，本来相对稳定和团结的统治集团内部开始了相互攻伐，内部斗争频仍，桓温因此断定，成汉绝不可能集中力量对自己的进攻军力展开有力的反击。更为重要的是，以强大军力对常年对东晋造成战略攻势的后赵因其统治者石虎的残暴，国力损耗严重，已然无力对东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利用这个时间差收复川蜀地区毫无疑问是可行的。从地利、人和、天时的三个角度，桓温都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
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晋书·桓温传》
时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乔劝温曰："……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温从之。
——《晋书·袁乔传》
而刘裕将目光投向了南燕，南燕作为鲜卑燕国所孑遗的地方割据政权，因为其统治者慕容氏一以贯之的内部矛盾影响，加之地处山东半岛这一四战之地，扩张则力有未逮，自保则左支右绌，一直没能真正的强大起来。而当刘裕将此前反叛晋室的桓玄剿灭后，皇帝慕容超以为东晋也刚刚受到战乱影响，力量尚未恢复，竟然主动派遣军队进行掠夺，这种行为无疑为想要用其开刀建立威望的刘裕送上了现成的理由。实际上刘裕所处的东晋末年与桓温时的天下格局又有所不同，在淝水之战后重现陷入混乱的北方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强国能够掌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优势与东晋南北对峙。而在刘裕的规划里，几个被纳入选择范围的国家中；羌人的后秦此前刚刚通过归还淮北之地与东晋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匈奴夏国与东晋国土不接壤，倘若进攻要经过它国领土，从后勤补给角度看风险太大；同为鲜卑人所建立的魏国其领土位置过于偏远，即使成功攻取也无法固守。唯有南燕，领土大半与东晋接壤，且面积狭小，利于守备，而山东半岛一地更是人口密集，土地肥沃的战略要地，将其攻取后依赖其优良的地理位置为此后进一步扩张打下坚实基础，这个念头也早已经盘桓在刘裕内心多时。
而事实也证明了桓温和刘裕两人战略眼光和军事决策的正确性，桓温自公元346年11月出兵，至公元347年三月，仅仅耗费了不到半年时间便平定了成汉政权。期间成汉政权的表现也正如桓温之前所预料的一样，陷入内部矛盾和对川蜀天险的迷信中，除了攻取成都一战，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抵抗，在占领四川后，桓温选贤举能，发展经济，将之建设成为东晋政权一块坚实的根据地。至于刘裕平定南燕则更加战果辉煌，刘裕凭借其过人的军事才能，率领北府军多次击溃慕容超的进攻，大量杀伤了鲜卑人的有生力量，从公元409年4月发兵至次年2月攻取南燕都城广固，不到一年时间彻底攻灭了南燕这一区域强国，大大拓展了东晋王朝的领土，也让东晋的国势声威在淝水之战后为之一壮。
功败垂成的北伐：政治挂帅、军事为辅的权臣怪圈
无论是桓温还是刘裕，论其才能，两者显然不是平庸之辈，灭国之功足可以称得上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在治国理民的能力上，庚戌与义熙两次土断改革，统计土地、增益人口，也让本来倾颓的东晋政权获得了新的生机。但即使如此，在他们人生最大的抉择北伐问题上，却不约而同的以棋差一着的结局，构成了历史上少有的遗憾，这又是为何呢？
这就要从东晋政权的政治问题开始说起了，东晋王朝与其他各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并非是一个君主掌握绝对威势的中央集权帝国，更多的接近贵族共治的封建制邦国。无论是早期的王氏、庾氏，亦或是中期的桓氏、谢氏，都拥有几近与司马氏皇族分庭抗礼的威望和权势，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的权臣所呈现出的则是一种诡异的调和式治国模式：其权力一半承袭至本族的地位，另一半则来源于皇室的孱弱，而这部分来自于皇室孱弱所抛弃的权力，并没有足够的可继承性以及法统，能够让将其掌握的权臣获得威慑力：这也很好理解，即使在皇室眼里都没有足够威重的权势，即便到了权臣手里，又有几分能够令普通臣属所看重和畏惧的呢？更何况大家也都是同等级出身的士族嘛！
我们姑且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权力让渡"，正是这种看上去波澜不兴的"权力让渡"反而让东晋的权臣们始终无法迈出篡位的最后一步，因为被让渡的权力不能通过更合理的方式转化为自身可以传承的权力，那么就无法产生法统上的说服力。于是无论是桓温还是刘裕，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伐，既然通过正常的政治手腕无法获得大义名分，那么礼失求诸野，完成了晋王朝一直以来的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便可以剑走偏锋地获得超越晋皇族的威望。虽然从法理上来说，继承晋王朝的天命，再次进行禅让要更加简单和稳定，但是在这一目标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北伐进而收复中原后，岂不是更加证明了自身的顺天应人，相应的也昭示了晋王朝失去的华夏国运由自己得以重新夺回，在这种情况下再行驶取代晋室之举，名正言顺，也就不存在所谓"篡夺"的隐患了。
因而，北伐之举在桓温和刘裕的手中，实际成为了一种政治学上的运作，无论是桓温三度进取中原与前秦和前燕进行作战，还是后来刘裕平定后秦收复长安，尽管在战果的取得上有高下之分，但是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足够的政治资源和名望为他们回到南方进行禅让易代服务。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桓温在二次北伐后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优势，完全可以借由攻陷洛阳而进一步收复河南河北，而后来的刘裕在拿下关中后也为本土的百姓挽留，劝告其应一鼓作气西征进取甘凉，然而两人则同样放弃接下来以竞全功的想法，选择了南返建康，准备取代晋室的举动。唯一不同的则是桓温最终没有实现易代之举，而刘裕则成功取代了晋王朝，开启了南北朝时代。
总结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可以简单的将其评价为好或者坏，桓温和刘裕也同样如此，说他们没有定鼎中原，恢复华夏的想法自然不可能。作为一个时代的最顶尖豪杰志士，无论是桓温还是刘裕，他们的终极目标一定是重现华夏文明的光芒，然而人不能够以一己之力改变时代，同样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地位和不顾现实去做某件事情，之于桓温和刘裕也是如此。在成为了权臣后，他们能够选择的道路就只有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不能回头，至于曾经崇高的理想，也只能放在心底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了。